重读杜甫的《又呈吴郎》
重读杜甫的《又呈吴郎》
马执斌
“十一”长假期间，友人来串门聊天，提起40多年前，我们一起游成都杜甫草堂的情景，犹历历在目。记得在《诗史堂》前，友人最欣赏郭沫若先生撰写的那副对联：“世上疮痍，诗中圣哲；民间疾苦，笔底波澜。”他说：“杜甫是最关心民生的诗人。”当时，我摇晃着脑袋，流畅地背诵出杜甫的七律《又呈吴郎》，以示赞同。友人走后，我几次尝试背诵《又呈吴郎》，都卡壳了。看来，年近古稀的我，记忆力衰退，不服老不行。于是，我从书櫃中翻检出萧涤非先生的《杜甫诗选注》，重读《又呈吴郎》。没有想到，这次重读竟使我对萧注产生怀疑，并通过探究，对诗篇有些新的理解，所以写出来，希望专家和读者，不吝赐教。
《又呈吴郎》：堂前扑枣任西邻，无食无儿一妇人。不为困穷宁有此，只缘恐惧转须亲。即防远客虽多事，便插疏篱却甚真。已诉征求贫到骨，正思戎马泪盈巾！
这是杜甫晚年寓居夔州时期的作品。
唐代宗大历二年(767)秋天，杜甫由瀼西草堂搬到东屯茅屋去住，将瀼西草堂让给一个姓吴的晚辈亲戚暂住。这位亲戚自忠州而来，到夔州任司法参军事。杜甫以诗代简，写给他《简吴郎司法》《又呈吴郎》两首诗。清朝康熙时仇兆鳌撰《杜诗详注》引宋代黄鹤注，说这两首诗是“一时作”。从《又呈吴郎》题目看，黄鹤的说法有道理，否则“又”字就无根据。《简吴郎司法》说：“有客乘舸自忠州，遣骑安置瀼西头。古堂本买借疏豁，借汝迁居停宴游。云石荧荧高叶曙，风江飒飒乱帆秋。却为姻娅过逢地，许坐层轩数散愁。”首联写吴郎乘舸而至，诗人遣骑往迎，接远客至草堂。颔联述昔日主人买堂的想法和今天借客暂居的原因。颈联承买堂想法，向客人介绍安居草堂所见的疏豁风景。尾联主人与客人开起玩笑，说自己欲坐草堂层轩散忧愁，反问客人是否允许，足见主客关系十分亲密。从全诗的内容上看，这首诗当作于吴郎刚入住瀼西草堂时。那么，《又呈吴郎》亦作于此时。
《又呈吴郎》虽然写得比较通俗易懂，但在古今注家之中仍存悬案。这个悬案出在颈联“即防远客虽多事，便(一作使)插疏篱却甚(一作任)真”上，就是：插疏篱者究竟是谁？
清代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说：“妇防客，时怀恐惧。吴插篱，不怜困穷矣。”浦起龙《读杜心解》、杨伦《杜诗镜铨》也都说插疏篱者是吴郎。萧涤非先生赞同这种意见，把这两句诗解释为：“妇人一见你插篱马上就提防或疑心你拒绝她打枣，虽未免多心过虑；但你一住下便插上篱笆，却也很象是真的拒绝她呢。言外便见得你这位远客大有不体贴处，难怪她疑心你。为了顾全吴郎的面子，使他容易接受意见，不正面戳穿吴郎的意图，却反而说妇人多心，这话是说的十分委婉，也是煞费苦心的。”采取这种意见注释、翻译《又呈吴郎》的版本相当普遍，像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注释的《杜甫诗选》、诗人徐放著的《杜甫诗今译》，等等。
对于这种流行的注译，我过去没在意，现在却起疑。原因之一，吴郎插篱不合情理。自古道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，怀有这般美好愿望的诗圣，心胸是何等的宽广！而吴郎初来乍到，又是借居棲身，却插篱圈树，拒绝邻妇扑枣，心胸如此狭隘，怎配做诗圣的近亲？再有，封建时代，官场送旧迎新，拜谒上司，结识下属，忙忙禄碌。吴郎迁居赴任初始，哪有闲暇去插篱？况且吴郎尚未眼见邻妇扑枣，又何来插篱圈枣的想法？原因之二，倘若依萧注所说，“这姓吴的一来便插上篱笆，防止打枣，寡妇来向杜甫诉苦，杜甫因此写了这首诗给姓吴的”，那么这首诗跟《简吴郎司法》就不是“一时作”，诗题用“又”字便不恰当，跟宋代黄鹤旧注不符合。
我到图书馆进一步翻检有关杜诗注释的书籍，发现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曹慕樊先生撰写的《杜诗杂说》另立新注。曹先生说：“旧注皆以为插疏篱的是吴郎。窃以为疑。”曹先生的注释是：“第五、六句是十四字句法。把这两句拆散重新组合起来，当是，即使为防远客(指妇人听说即将到来的吴郎)而便插点篱笆围枣吧，虽然是多事，正见她的率真的性格哩。”在这里，曹先生否定了吴郎插疏篱的旧注，提出了邻妇插疏篱的新说。
为了证明新说，曹先生列举四条理由：“第一，此诗七句(末句诗人自说感受除外)都介绍邻家妇人情况。中四推测她的心理。形象完整。若第六句忽换主语，插写吴郎一句，似伤凌乱，杜律诗中未见其例。”杜甫是功力深厚，气魄强大的诗中圣哲。他阅历既多，感慨亦深，才华又足，更注重创新，从而形成格调结构多变的诗风。曹先生以寻常的思维，揣测此诗思路，恐怕难得其实。
“第二，杜甫似完全无必要去夸奖吴郎树篱。客人新到，杜甫耽心他贱视邻妇故加以解释，预为之地，这是情理中事。何至客人插篱，亦在褒奖之列？插篱怎见吴之即‘真’？反之，邻妇扑邻家的枣，照习惯已经可怪。在旧房主迁居新寓客未到的时候，她插篱围树，更是可怪了。所以必须向新至者加以解释，略迹原心，嘉彼真率。这种解释就是必要的了，以免新到的客人不知道，做出有伤邻人自尊心的事来。”笔者翻检多部依照旧注解释此诗颈联的书籍，怎么也看不出诗人褒奖吴郎树篱，真不知道曹先生的这种说法是怎么想出来的。我承认颈联两句是诗人预先向远客做出的解释，目的是防止远客做出伤害邻妇自尊心的事情，但这并不能证明疏篱就是邻妇插的。试问：连扑枣都带着恐惧心理的邻妇，怎么敢插篱圈树公然霸占东邻的产业呢？这是极不合乎情理的事。
“第三，依我的说法，‘防远客’的内容就是‘插疏篱’。依旧注，‘防远客’是一句没有内容的话。”“插疏篱”的确是为“防远客”，邻妇有“防远客”之心，所以插疏篱的就是邻妇。曹先生的这种逻辑貌似有理，但他忽略了有“防远客”之心者，绝非邻妇一人。(下文自会涉及此事。)
“第四，防远客虽多事，插疏篱却任真两句是说一人，故可用‘即……便’二字紧密叫应。……如果上句说邻妇，下句说吴郎，即、便二字就失掉紧密叫应的作用了。”“即……便”这种紧密叫应的句式一般都是流水对。即一联之中，字面对仗，而意义前后句相承，讲同一件事，下句承上句而来，实际是一句话，连贯如流水。单从句式分析，曹先生认为“两句说一人”，这是对的。但曹先生认为插疏篱者不是吴郎，必是邻妇，这就犯 了非此即彼绝对化的错误。
行文至此，读者或许会问：“《又呈吴郎》这首诗只涉及三人，即吴郎、邻妇和诗人。插疏篱的既不是吴郎，又不是邻妇，难道是诗人？”不错，在下正是此意。但必须声明：在下绝不掠前贤之美，因为此意的发明权属于前贤，在下不过是暗合。这位前贤就是清初大名鼎鼎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。金圣叹曾有评点“六才子书”的计划，除《水浒传》《西厢记》以外，其余四部未及竣事，便因“抗粮哭庙”案被抄家处死。他死后由其族兄金昌从亲友们所存的遗稿中抄集有关杜诗的评点，刻印成书。我这次钻图书馆见到两种金圣叹评点杜诗的版本，一种是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出版的《金圣叹选批杜诗》；另一种是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《才子杜诗解》，书名不同，内容基本相同。金圣叹在评点《又呈吴郎》时，认为主使插疏篱的是诗人。可见，曹先生所谓“旧注皆以为插疏篱的是吴郎”是眼界不宽，失于武断的。这也说明，关于插篱者是谁的悬案早就存在。
金圣叹评点《又呈吴郎》，分前、后两解。前解说诗的前四句，后解说诗的后四句。请看后解：“我与邻无扑枣之嫌。而邻与堂犹有一篱之隔。何也？以吴郎寓居于此，故使插篱间之，本为西邻防远客，非为远客防西邻也。因防远客，使插疏篱，虽我之多事，亦我之真情耳。且亦知其所以无食、无儿之故乎？此妇人本未尝无食，只为朝廷征求太重，使其力已竭，以至无食也；本未尝无儿，只为朝廷戎马征发，使其子从军以至无儿也。嗟呼！朝廷如此，为缙绅者，不能为之挽救，已负疚极矣。况忍复禁其扑枣耶？兴言及此，不特彼妇沾巾，即司马青衫泪湿矣。”在解说中，金圣叹以诗人的口吻，把为什么要插篱，插篱的目的是什么，讲得清清楚楚，同时说明这是自己的多事，也是自己的真情。金圣叹评点的杜诗版本颈联是“即防远客虽多事，使插疏篱却甚真”，插篱者或许不是诗人本身，可能是小厮，甚至有可能是邻妇，但主使一定是诗人，别人没有这的权力。
金圣叹将插疏篱者定为诗人，如此点评真可谓“别具一只眼”。因为比较吴郎插篱、邻妇插篱、诗人插篱这三种说法，最合乎情理的当属后者。遥想当年，邻妇听到诗人要迁居，吴郎要入住，自然会担忧吴郎不许她扑枣，有什么办法解除担忧呢？只能尝试找诗人诉苦。诗人是六品小官，素怀仁爱之心，听罢邻妇的诉说，既起怜悯之情，又生负疚之感。为了彻底消除邻妇的担忧，想出插篱圈树的办法。插疏篱让邻妇吃了一颗定心丸，却给诗人带来个麻烦，必须预先向吴郎作出解释，以免发生误会，伤害邻妇的自尊心。要知道，吴郎新任夔州司法参军事，司寇是其职责。诗的尾联“已诉征求贫到骨，正思戎马泪沾巾”，从探究眼前邻妇困穷个案的根由，推广开来，启发吴郎关注社会上还有千百万人挣扎在苦难中。这一切都是诗圣崇高的人格美和智慧美的体现。
无论是把插篱者定为吴郎，还是把插篱者定为邻妇，解释、翻译起来，都给人一种绕脖子的感觉。而把插篱者定为诗人，解释、翻译起来，会径直明白许多。另外，只有把诗人定为插篱者，《又呈吴郎》跟《简吴郎司法》才能为“一时作”。
律诗格律森严，难免有呆板的弊病。杜甫的《又呈吴郎》颈联采用流水对，使森严的七律突然灵动起来，紧接着便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深刻揭示，所以感人至深。历来评论杜诗者常说诗人：“晚节渐于诗律细”，笔者从《又呈吴郎》一诗中又领悟到诗人晚年“体贴黎民更入微”。杜甫忧国爱民的精神值得发扬光大。
今年是杜甫诞生的1300周年，撰此短文，作为对这位诗中圣哲的缅怀和纪念。
原载： 《 中华读书报 》（ 2012年10月24日 15 版）
